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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与厌恶:罗斯福总统的多个面相

更新时间:2019-09-14

  杰夫·谢索(Jeff Shesol)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曾于1998至2001年间担任白宫撰稿人,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West Wing Writers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杰夫·谢索是公认的“讲故事绝佳高手”,文章常见于《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媒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其为“他那一代人中最雄辩的历史学家之一”。《至高权力》是他最为知名的作品,出版后广受好评,得到多家学术期刊及媒体推荐。

  西奥多·罗斯福曾说:“我对法律可能知之不多。但我知道,人们对法官抱有近似于对上帝的敬畏之情。” 一代人之后,西奥多的远房侄子富兰克林,在回顾他在填塞法院计划上所遭遇的失败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937年7月23日,也就是参议院否决填塞法院提案的第二天,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每星期一次的记者招待会,给自己与最高法院的较量和过往的类似较量做了对比。这天上午,总统显得兴高采烈,十分放松。他对参议院没有表现出任何恶意,也没有任何失望之情;而且很明显,他也毫无任何惋惜之意。 他沉思道:“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关于司法改革的需求,人们有诸多想法。在1912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需求所呈现的形式便是进步党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要求,比如召回法官、公投推翻法院判决等。有意思的是,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许多美国人的这一需求对法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你们都知道。”他补充道,在1924年,“拉福莱特-惠勒这一竞选候选人组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极端措施。在那些年里,当出现有关司法改革的躁动时,一些十分可观的成果也随之产生了。法院倾听着这些改革呼声,并立法——”罗斯福的这一口误引得记者们大笑起来。“我是说,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判决。”罗斯福微笑着纠正道。 接着,以免任何人误解他的意思,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道:“今年,同样的情形会再次出现。”在这里,罗斯福第一次暗示,他一直以来的目的不是填塞最高法院,而是通过给后者施压,迫使其采取一种更为自由的立场。 他声称,这一点最高法院已经做到了。他说,他认为“相当有趣的”是,在他提出填塞法院计划后的那几个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派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司法哲学。说到这里,罗斯福看了看两份刚刚根据他的口述写成的稿件。第一份稿件题为“填塞法院提案之前”,罗列了1937年2月5日之前最高法院反对新政的判决。第二份稿件题为“填塞法院提案之后”,列举了有关最低工资、劳工和社会保障法案的判决,以证明他的基本目的“已经暂时达到了。虽然我说‘暂时达到了’,但我希望这一结果是永久性的”。他接着说,公众想要确保最高法院将其目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延续下去。罗斯福最后总结说:“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奥多·罗斯福 总统 记者们原本十分期待罗斯福会大发雷霆,现在他们都失望而归[整场记者招待会中唯一的戏剧性时刻源于几名记者误认为罗斯福将官们称呼为“蠢货”(morons),不过讲稿证实总统说的是“更多”(moreon),即官们“更多的判决与立法相关,而非与司法相关”]。那天在与吉姆·法利共进午餐时,罗斯福表示,他对自己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非常满意。正如他的幕僚们所要求的那样,对于参议院否决他的提案一事,他没有流露出哪怕一丁点失望之情;相反,如法利所言,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尽管如此,法利还是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向幕僚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就这样接受失败……他被人欺骗和出卖了,这让他倍感失望,而这些人本应该是他的忠实支持者”。 罗斯福认为,在这些欺骗他的人当中,副总统加纳是带头者。在那天下午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将加纳训斥了一番,他告诉后者:国会的职责在于推动总统的议程。罗斯福的语气十分严厉,随后他对此表达了歉意。尽管如此,哈罗德·伊克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注意到,总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抓住一切机会冲副总统说一些尖刻带刺的话,尽管他在说这些话时总是伴随着大笑。” 不过这些都无济于事。自就任副总统以来,加纳在新闻界的声誉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过;报纸在介绍加纳时将他奉为“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极其了解如何挽回颜面这一古老的技巧”。相反,罗斯福却认为,正是加纳(而非其他人或其他事)让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罗斯福身边的大多数人对此表示赞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幕僚对新闻界直言:“加纳被要求做出妥协,但他却干脆投降认输了。” 然而,加纳并不是唯一的替罪羊。当总统的幕僚们在私下里进行反思和总结时,他们认为有许多人都应该为填塞法院提案的失败负起责任。在一份备忘录中,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列出了多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之所以令人失望的原因:亨利·阿什赫斯特(“毫不称职”)、法利(“木讷和粗鲁得令人难以置信,并因此冒犯了参议员们的自尊感”)、休斯(他采取了“策略性的退让”,这“将总统对他的不满撇得干干净净”)、哈顿·萨姆纳斯、赫伯特·莱曼、参与静坐罢工的工人,以及乔·罗宾逊(他那“出人意料的离世”)。

  政府中的一些人则显得更为冷静和豁达。他们同意自由派时政评论员迪恩·阿尔芬奇的观点;后者写道,填塞法院计划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遭到了众多无法估量的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反对”,“这些因素中既有情感主义的成分,也包含着神秘和恐惧的元素”。他认为,美国人民是带着类似于宗教敬畏的心态来看待最高法院的,他们对于司法神圣性深以为然,无法接受将官们描述为凡夫俗子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言,正如罗伯特·杰克逊所指出的那样:“改革法院的提案就好比是向教堂窗户扔石头。激起人们强烈反应的不是这一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而是这一行为本身所潜藏的意义。”公众对于最高法院抱有多大的敬畏,这点值得商榷。数十年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诸多争议性极大的判决,再加上近期如“蒂帕尔多案”判决这样的“自我伤害的行为”,如今大多数美国人是否依然相信官是秉持司法公正和真理的圣贤,这一点着实让人心生疑虑。人们之所以对总统的提案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与其说是出于对最高法院的崇敬,倒不如说是出于对罗斯福、新政、权力集中、美国独断的威胁或者这四者结合的惧怕。敬畏与厌恶,可谓是一物之两面。 不过,将罪责归咎于个人而非无法估量的因素,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做法,也更能让人获得某种满足感。白宫幕僚开始大肆指责起彼此来,这一过程持续数十年之久:汤姆·科克伦指责法利那些全国委员会的手下对总统不够忠诚;法利则以同样的原因对科克伦予以指责;而所有人都指责霍默·卡明斯在最初想出填塞法院这个点子。 科克伦、六合开奖现场,科恩、弗兰克福特和罗森曼——大多数“共谋者”(这一标签是卡明斯给他们贴上的,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都极力否认他们参与过策划或推动填塞法院计划。他们编造出各种托辞,装作对这一计划知之甚少,并或多或少地道出一些实情来为自己开脱,比如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该计划持有异议或一直以来就抱有疑虑等。科克伦与科恩——他们两人在该计划出炉前的数个星期里,既参加了与该计划相关的会议,也撰写了支持该计划的备忘录——眼看形势不利,马上坚称对该计划毫不知情。科恩在写给布兰代斯的信中一口咬定:“在填塞法院提案的形成过程中,没有人向我和汤姆征求过任何有关意见。”在他余生中,哪怕在面对最亲密的朋友时,科恩都一再坚称:他是2月5日在佩恩车站从报纸上得知这一计划的,当然,该计划让他大吃一惊。他的密友将这些消息透露给与科恩关系不错的记者,后者将其作为事实刊登在报纸上。一家报纸还声称,弗兰克福特在随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37年2月之后——再没有与罗斯福说过话。这不是猜测,它压根就是一条假消息,提供消息的正是弗兰克福特本人,而且,该消息还得到了科克伦的证实。 在所有参与制定该计划的人中,只有沃纳·加德纳——协助起草该提案的二十七岁司法部律师——对此予以了坦白承认。他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消除良心上的不安。加德纳曾担任斯通官的助理,他觉得:“我必须向斯通官坦白。因此我找到他,向他承认我起草了这一提案。”斯通像父亲般轻声笑了起来,说道:“毕竟,你那时非常年轻。” 但加德纳只是一个小卒而已。若要说该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当然非卡明斯莫属。8月,卡明斯在回顾这一计划所遭遇的惨败时,对其过程进行着反复的琢磨——他并不感到懊丧,只是反复地琢磨着这件事。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各种误判、突发事件和运气不佳的事例;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导致了填塞法院提案的失败。卡明斯写道,政府在国会中的盟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政府的敌人在组织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当然了,最高法院的立场也已转变为“明显的自由主义”;而从劳资纠纷过渡到繁荣兴起的政治大环境,也削弱了公众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改革的需求。 卡明斯承认,政府犯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他将此归咎于总统的一些幕僚,但他没有指出其姓名。他声称,这些人非常不明智地调整了“斗争的重点……使其从一场综合性的司法改革转变为仅仅针对最高法院人员构成的斗争”。他继续写道:“反对派很自然地将此作为最容易攻破的一点……说实话,我们的斗争是沿着一条广阔的战线展开的,因此本不该将议题缩小……缩小后的议题使得整场斗争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而且导致在提案的内容上给外界造成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为了郑重起见,他最后写道:“我曾反对这么做。” 卡明斯在日记中所写下的这些内容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当过去六个月的一切纷扰都尘埃落定之后,卡明斯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如果白宫坚持2月5日咨文的前提(即关注效率而非意识形态)不变,那么该提案可能已经获得通过了。当然,卡明斯自己的这一策略确实得到了执行,并且还坚持了数个星期,但结果却是严重损害了公众对于罗斯福的信任。该计划明显的掩饰使得总统的反对者对其诚意提出质疑,并对其动机做出恶意的揣测。萨姆·罗森曼回忆道:“该提案所赖以提出的原因是假的,因此自一开始便遭遇到了挫折。”卡明斯的观点是:给最高法院增加六位官的意图可以以程序改革的名义来实现,无论增加官人数的需求是多么迫切。不过,这个观点一直以来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然而,卡明斯直至去世都坚持这一观点。这几乎成了他的执念。1938年夏,他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其中包括雷·克拉珀。宴会结束后,克拉珀在日记中写道,卡明斯“不断地提及最高法院……努力地为自己辩解,因为就像他在宴席上所说的那样:‘现在,人人都认为这个计划是我的主意。’”。第二年,卡明斯重操旧业当起了律师。他坐在其位于白宫北面K街的事务所里,口述着一封写给已是副司法部长的罗伯特·杰克逊的信;这封信既满怀希望,又略带惆怅。卡明斯在信中坚称:“当有关最高法院之争的历史最终写就并放置于宪法史的背景之下时……我们终将获得人们的赞誉。”

  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未被提及的正是罗斯福本人。 哪怕在标记为“机密”的日记和备忘录中,总统的幕僚们都不愿将他们的真实想法诉诸笔端。可是在私下的交谈中,他们则没有那么谨小慎微——而科克伦也许是其中最口无遮拦的。他愤愤不平地向哈罗德·伊克斯等人抱怨道,“船长”在整场斗争中顽固得要命,他不肯接受有益的建议(也就是科克伦自己的建议),并拒绝了所有能够达成妥协的机会,直至一切都变得无法挽回。科克伦和其他人在私底下对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特纳·卡特里奇这一对记者搭档讲述了同样的内容,这两人在1937年秋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了关于最高法院之争、分为上下两部分的概要文章。在此基础上,两人于次年推出了更为详实的版本——一本名为《168天》(The 168 Days)的书。白宫幕僚们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有关罗斯福言行和动机的细节素材——其中许多素材是真实准确的,但也不乏一些或是记错、或是编造的内容。 艾尔索普和卡特里奇在这本书中描绘了一个可怕的罗斯福形象,这从其中一章的标题上便可窥出一二:“快乐的指挥官和绝望的部下”。他们认为,总统“背朝斗争……根本听不进来自前线的悲观报告”。相反,他“面带微笑,叼着烟斗,并将话题岔开”。他反复说着一句类似于口头禅一样空洞无用的话:“人民是站在我这边的。”当国会领袖敦促他改弦更张时,他对其建议“嗤之以鼻,一笑而过”。与此同时,他那些陷入重围的手下“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睁开眼睛”,却发现“他几乎活在一个梦想中的世界里”。因此,他的战士们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投入战斗: 这一小撮人努力且忠心耿耿地工作着……他们感觉到所肩负的责任,并尽一切可能承担起这一责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于总统既没有将他们的努力成果整合起来,也没有对他们努力的方向做出指引。 在这本书中,罗斯福是一个希腊悲剧式的人物。正如作者所坦言的那样,该书的主题古老而熟悉——“狂妄……自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毁灭”。根据该书的描述,罗斯福在又一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便被傲慢蒙蔽了双眼,他不再受制于任何约束力量,并一心想要报复最高法院这个与其至高权力相抗衡的最后一座堡垒。这一想法愚不可及,是对神明(在这里意指国父们)的亵渎,一开始便注定会失败;除了罗斯福以外,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这些描述稍显夸张和讽刺。像所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讽刺作品一样,该书的价值源于它对于现实的反映——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该书在面世后的几十年间得以长盛不衰。艾尔索普和卡特里奇所记述的内容已经成为了人们对于罗斯福的普遍认知的一部分。该书为复杂而恼人的问题提供了干脆利落、清晰明了的答案。罗斯福为何会采纳填塞法院这一荒唐透顶的主意?因为他狂妄自大。他何以认为这一主意具有可行性?因为他狂妄自大。他为何拒绝听从理性的建议?因为他狂妄自大。当他已经失败(或胜利)之后,为何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因为他狂妄自大。这个答案不仅满足了这类书籍的传统写作模式——即类似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写作风格,而且还使我们能够将最高法院之争中的罗斯福形象与百日新政或二战中更加高明、更值得人们敬仰的罗斯福形象相调和。事实上,用“狂妄自大”来解释这些疑问,使我们得以将这段令人烦扰的插曲忘掉——这不过是一起偶发事件,一场令人神志不清的政治上的热病;这场热病于1936年11月毫无征兆地陡然发作,直到罗斯福经历严重的打击后才逐渐褪去。 罗斯福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就在罗斯福赢得第二次总统大选的前夕,雷克斯·特格韦尔形容前者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为自信的那一个”。另一名罗斯福前幕僚斯坦利·海伊认为罗斯福对于自身、自己的命运、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和自己成功的确定性有着“近乎于谜一般”的信心。海伊不无嘲讽地写道:“星辰写就了他的勇气和信心。”这种对于成功十拿九稳的心态是罗斯福最显著的特征。1936年,弗兰克福特在一封给斯通的信中写道:“对大多数人来说,乐观主义是对现实的逃避,或是自我安慰的镇痛剂;对罗斯福来说,乐观主义是一种力量,是驱使他克服生命中的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我认为,正是他所拥有的这种力量使他克服了(脊髓灰质炎带给他的痛苦和不便)。”也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力量,才使得他在遭受重重磨难之际依然向人们传递着希望,并仿佛仅凭人格力量便能驱散“恐惧本身”一般。早在1936年11月之前,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艾尔索普和卡特里奇说得没错:在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以后,情况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罗斯福的性格并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他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但他一直以来所拥有的一些特质现在变得愈发明显。在此次胜选之前,他寻求的是调解和一致;他能够以较为超然的心态看待自己做出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可能会被修改或废止;而且,弗朗西丝·珀金斯很早就指出,他愿意“强迫自己面对最为令人厌烦和沮丧的事实”——他性格中的这些方面时常(若不总是)会让他的自信心略为收敛。罗斯福的这些长处在1937年尤为显得不可或缺,可偏偏到了那时,这些优点却都已消失殆尽。自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傲慢自负;大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鲁莽草率;紧迫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急躁不安;宽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睚眦必报;劝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威压胁迫。 即便是这样,单单一个“狂妄自大”也并不足以解释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首先,罗斯福及其幕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又孜孜不倦地制定着他们的计划,并考虑了法院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和反对意见;这一点无法用“狂妄自大”这个答案予以解释。罗斯福的手下对法律史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们拟定出所能想到的所有宪法修正案,并且与学者、法官、记者和各式各样的改革者保持着通信往来;“狂妄自大”这个答案根本没有将这些内容考虑在内。“这个项目”(卡明斯语)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将是一项集体任务。在罗斯福和卡明斯于1936年底结束讨论并做出最终结论之前,其手下对可能采取的各种途径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充分的辩论,以及详细的草拟和筛除。此外,尽管填塞法院的决定无疑是在一种类似于自我陶醉的状态下做出的,不过它并不是罗斯福心血来潮的产物。这一决定也许——在某种危险的程度上——包含有自负和冲动的成分,但它同时也是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决定也许是错误的,但它绝不草率仓促。 这一决定也并非脱离现实。在罗斯福第二次就任总统之时,全国上下有一个共识正日益高涨,即必须对最高法院采取一些措施——国会,或更有可能是总统,应该行动起来以终结眼前的僵局。少数人对此表示反对,可是许多美国人似乎接受了罗斯福的观点——“原地踏步将会招致灾难”。若民主不能起作用,若政府的三个分支不能协同运作以造福于“那些被遗忘的底层人民”(罗斯福1932年语),那么将极有可能出现如下风险:社会和工业全盘崩溃,在通用汽车工厂中爆发的那种大规模骚乱反复出现——正是这些情形让其他国家加速滑向专制统治的深渊。大众对于最高法院的不满浪潮在1936年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里就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议题涌现了大量的精英人士评论、通俗歌曲、宣传小册子和国会提案;这一浪潮的发展与罗斯福没有多大关联,后者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相关言论。罗斯福在其计划宣布前的几个月里既没有与国会商议,也没有做好公众的动员工作,这一点固然欠妥;但他认为国会和公众最终都将支持他的计划,这一想法也不是全无理智。 最终,人们认为“狂妄自大”可以用以解释罗斯福在最高法院之争中的种种行为。这在以下这个例子中尤其明显。毫无疑问,罗斯福专横霸道:他在宣布填塞法院的计划之前没有与国会领袖商议,这已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在宣布该计划之后的数月里,他依然对后者的建议置若罔闻,这使得情形变得更加糟糕。特格韦尔认为:“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发现自己的这一问题;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过度自信。”然而,“狂妄自大”并不能充分解释罗斯福的行为。很显然,他过去异常敏锐的政治本能此时出现了偏差,但这些政治本能并没有完全消失。罗斯福没有在胜选的当晚(或之后的任何时候)变成傻瓜。假如他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报纸、民意调查、他那些愤概的反对者、甚至他的一些盟友所告诉他的那些话——他也确实相信了后者——那么他只是在重复着1936年大选的经历,当时也是有那么多人都严重低估了他的实力。

  1937年,就像在前一年那样,罗斯福有理由不去理会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正如在1936年那样,他在1937年持续不断地收到来自“战场”的大好消息——这些信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州长、政治活动家和友好的新闻记者——在他看来,这无疑证明他的反对者误读了全国形势。罗斯福在给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所有那些报业巨头旗下的报纸——也就是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报纸——对政府所努力追求的一切都持有完全相反的态度。对这一情形最好的形容就是:1936年的大选活动……一直延续到了1937年。”随后,他又赶忙补充道:“然而,和去年秋天时一样,现在选民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一些选民的确是站在他这边;然而,更多的选民并不——至少,在有关填塞法院计划的问题上,他们并不支持罗斯福。罗斯福所收到的报告过于乐观了,他本应该对其有所质疑的。然而,这些报告看上去并非不合情理,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很有可能相信其中的内容。当那个头脑清醒的人通常都判断无误时,情况尤其如此。 上述分析并不是为罗斯福开脱;相反,其目的是尽可能更好地了解他。最高法院之争读起来确实像一部希腊悲剧,乔·罗宾逊的去世更是加重了悲剧色彩。但这种将原因(骄傲)和结果(失败)都配对好、试图解释整个事件的比喻,和当时人们对罗斯福的推崇之辞(比如有一家杂志当时就声称罗斯福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一样,均缺乏准确性和启发性。填塞法院的计划并非注定不会成功。傲慢并不一定会导致失败。如果填塞法院计划是狂妄自大的产物,那么说实话,整个新政都是狂妄自大的产物。 面对失败,罗斯福并非未受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依旧轻松快活、强势自信;可事实上,他还是流露出了疲态。过去四年来的种种压力似乎终于令他不堪重负。就在参议院对填塞法院提案的投票结束后,哈罗德·伊克斯同罗斯福一起乘坐波托马克号进行了一次周末垂钓旅行。伊克斯在几天后写道:“当我观察总统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为这一提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和1933年时相比,现在的他显得十分憔悴,而且无疑也更加焦虑。他最近所遭到的惩罚让他有点晕头转向。”罗斯福向卡明斯透露,他需要好好休息;他回忆起了让他父亲备受折磨并最终夺去其性命的心脏病,还说道,要不是因为他自己已然遭受着痛苦——他指的是脊髓灰质炎——说不定他早就过劳而死了。 然而,罗斯福却没有发出任何哀叹或抱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不是一个时常懊悔或自责的人。8月2日,在与罗斯福共进午餐时,卡明斯问道,他是否对发起最高法院之争感到过后悔。没有,罗斯福答道;最高法院之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仅仅是众多需要完成的事情中的一件。这一回答似乎是罗斯福对他就任总统四年半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的冲突——同时也是所遭遇的最大的挫折——做出的全部反思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样形容她丈夫的性格:“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就会尽最大的努力将其做好。若这件事没有成功,你会马上着手开始下一件事,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悔恨和抱怨上。” 罗斯福的确不会浪费时间,尤其是当斗争仍在继续时。就罗斯福及许多幕僚而言,正如科克伦在7月底说的那样:“派对还没有结束呢。我们参加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弗兰克福特提醒罗斯福别忘了查尔斯·W. 艾略特(当罗斯福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时,艾略特是该校校长)的名言:“在输掉一场战斗之后,一名真正的战士想要知道的是:‘新的战斗何时开始?’”同样,萨姆·罗森曼也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提示后者切记他自己在1936年大选活动最后一次演说中所说的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对约翰·保罗·琼斯原话的改述)。“我知道,”罗森曼写道: 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那句话仍旧让您记忆犹新:“我们才刚刚开始战斗。”我知道,这一失败无法阻止您追求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定下的目标。在下一次国会会期开始之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是否需要重新开启最高法院之争;或者为了避免新的斗争,目前的最高法院是否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以“让民主发挥作用”——这些疑问都将得到解答。 罗斯福在回信中写道:“亲爱的萨姆,你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知道,为了实现我们目标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罗斯福不是唯一抱有这一信念的人。斗争的双方都认为,最高法院“被迫采取的自由派立场”不大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当罗伯茨改变立场之后,存在这样的希望——但仅仅是希望而已。”年轻的政府律师大卫·金斯伯格回忆道。他和他的许多同僚仍然“极度关心”即将到来的与新政相关的案件。既然政治风暴已经过去,那么如果罗伯茨和休斯与三位态度强硬的保守派官再度联手,他们将会再次形成最高法院的多数派,不论罗斯福任命谁来接替范·德文特的位置。

  因此,更大的斗争既没有获胜也没有失败;正如《民族》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斗争仅仅还在“休眠”之中。许多保守派对此观点表示赞同。麦克雷诺兹的一位朋友将填塞法院提案的失败形容为“自《独立宣言》签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但他同时也提醒麦克雷诺兹:“斗争才刚刚开始。宪制的敌人受到来自莫斯科的鼓动,他们将会继续进攻……我希望您继续留任官。不要做出一丁点让步。绝不要辞职。活上个一百年,积极勇猛地去战斗吧!”

  填塞法院提案的反对者做好了进行第二轮斗争的准备。弗兰克·甘尼特对其“支持宪政全国委员会”的支持者发出警告:“如果反对派松懈下来的话,那么总统将会成功地继续掌控最高法院。”甘尼特指出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前景,即总统将会报复那些领导他人反对其提案的参议员。他说,这些勇士们无疑将要面对“政府所能发动的火力最为集中的攻击。纳税人所交纳的数百万美元税收,将被用于政治宣传和毫无限度的赞助行为,总统的权力也将被用来反对这些参议员”。他声称,只要其中的三到四名反对者落选参议员,便足以使罗斯福填塞法院。1937年8月,赫伯特·胡佛给最高法院独立联盟的负责人寄送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诸如该联盟这样的组织“不应该被解散”;相反,这类组织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以维护所有“积极地抗击过”填塞法院计划的共和党人和人。惠勒本人就可能是总统的报复对象之一;他商讨着计划组建一个演说家“飞行中队”,并将其派至填塞法院计划的反对者面临政治危险的所有州。

  在8月4日的一场演说中,针对总统报复反对者的说法,以及新闻界对于内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法修复的裂痕”的描述,吉姆·法利显得不屑一顾。他说,这些都是空穴来风。最高法院改革只是总统议程上的“一项”议题而已,而大多数其他议题都获得了人的认可。更何况,政府从事的“是建设工作,而不是破坏工作”。然而,这些说辞既无法驱散眼下的恐怖氛围,也无法安抚那些觉得已被总统列为报复对象的人。阿瑟·克罗克在一篇为《纽约时报》所撰写的报道中声称:“每一天,一些人都对另一些人说出各种威胁的话语。” 尤其是总统本人,他说出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话语。埃莉诺反复劝说富兰克林不要过于宣泄自己的愤恨之情,可他的愤恨由来已久。内的反对分子没有意识到他们完全仰赖着总统的声望;私底下,罗斯福对此表示难以置信,甚至有些鄙夷不屑。罗森曼后来说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特别是他再次当选总统的巨大胜利才刚刚过去不久。” 但罗斯福更加关注的是重新获得控制权,而非对敌人施加报复。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登此时正安坐于州首府托皮卡市,他颇为满意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在他看来,罗斯福已经毫无选择余地了。他在给雷·克拉珀的信中写道:“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罗斯福先生将会在参议员中……埋下分歧而非团结的种子。”他还指出:“他想要继续掌控国会,可我看不出他还能做什么。”兰登指出,“人群的天然本性”就是掠食弱小。

  罗斯福的手下对此表示赞同。8月,雷克斯·特格韦尔对罗斯福说,“您的真正问题”现在是国会,“必须灭灭他们的气焰”;他说,有关最高法院的议题“倒在其次”。罗斯福认同特格韦尔的观点,但他无法将国会与有关最高法院的议题截然分开。事实上,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罗斯福无法重新控制国会,除非他迫使后者在司法改革、问题上转变立场——正如最高法院已经转变自身立场那样。

  因此,罗斯福将会继续斗争下去。那年夏天,法利指出:“他的决心一如既往地坚定……他很有可能会伺机而动,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提出填塞法院的提案。”的确如此,在该提案的失败过去仅仅数天之后,霍默·卡明斯就出现在了国会。他向众议员们征求意见,想要知道在那年晚些时候再次考虑原版提案中有关最高法院条款的可能性有多大(至少一名众议员如此婉转作答:“这一做法可能并不可取。”)。与此同时,当参议员为涵盖下级法院的提案(一些参议员将这一提案称为“缩小版填塞法院提案”)做着准备时,总统自己拟定了一份毒丸修正案的名单——每一项修正案在参议院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其中最令人反感的一项修正案要求最高法院增加两位官。罗斯福告诉卡明斯,他不在乎这些修正案能否获得通过;他只想在中期选举临近之时让参议员的日子更难熬罢了。或者,正如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向内阁所宣称的那样,他完全可以否决关于下级法院的提案。他说,他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好好地乐一乐,而且全国上下也该是时候放松一笑了。

  本文选编自《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新经典出品,文汇出版社),推送已获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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